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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北“花儿”的现状与未来

"花儿"是我国西北地区的山歌特产,广泛流传于甘、宁、青、新等省区的回、汉、撒拉、东乡、保安、裕固、土、藏等民族之中。"花儿"又称"少年"(因在演唱过程中,男称女为"好花儿",女称男为"尕少年"而得名),或称"野曲"、"山曲"。其内容真实地反映了人们的现实生活及思想、情感与愿望。以前只能在山坡野洼里歌唱,至上世纪以其美妙的旋律和独特的魅力展现出《花儿与少年》、《上去高山望平川》等歌舞后,即深受广大听众喜爱。尤其自"花儿"名嗓朱仲禄和苏萍把西北"花儿"带到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以后,"花儿"便张开"翅膀"飞向海内外,打造出"花儿"这一无价的知名品牌。


一、 多姿多彩的花儿种类


西北"花儿"品类繁多,异彩纷呈。据李炜先生在《试论花儿分类的历史与现代》一文中的总结,可以分类如下。


(一) 共同文化区广泛传唱的同类型"花儿",即河湟花儿

1. 按其传唱流行地域可分为:

(1)甘肃河州花儿;包括东乡花儿;西乡花儿;南路花儿;北路花儿;陇西、陇中、陇南花儿;兰州花儿;河西、张掖、武威花儿、平凉花儿等。

(2)青海花儿(青海少年):包括东部农耕区传唱的河湟型花儿,西部农牧区传唱的羌藏味河湟型花儿等。

(3)宁夏花儿;包括西海固原地区、银南、银北、银川、盐池及内蒙古西部流传的河湟型花儿。

(4)新疆花儿;包括昌吉、焉耆花儿等回族聚居地流传的河湟型花儿。

(5)陕西西北部花儿;包括宝鸡地区、陕北、陕西边境流传的河湟型花儿,又称泾渭花儿。

(6)中亚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东干族传唱的河湟型花儿。

(7)港澳台地区西北人中传唱的河湟型花儿。

(8)东南亚各国西北移民中传唱的河湟型花儿。

2.按传唱民族可分为:

(1)汉族花儿:包括陕、甘、宁、青、新、港、澳、台及境外西北汉族移民中传唱的河湟型花儿。

(2)回族花儿:包括陕、甘、宁、青、新、港、澳、台、西蒙、川北及境外西北回族移民中传唱的河湟型花儿。

(3)东乡族花儿:甘肃临夏及宁夏海原等地东乡族传唱的河湟型花儿。

(4)撒拉族花儿:青海循化、新疆伊犁等地撒拉族中传唱的河湟型花儿。

(5)保安族花儿:甘肃积石山一带保安族中传唱的河湟型花儿。

(6)土族花儿:青海互助、大通、民和等地土族中传唱的羌藏味河湟型花儿。

(7)裕固族花儿:甘肃南部及酒泉一带裕固族中传唱的河湟型花儿。

(8)藏族花儿:甘肃、青海两省藏族中传唱的羌藏味河湟型花儿。


(二)共同文化区内局部地区生成传唱的不同类型与色彩的花儿

1.洮岷花儿。洮岷花儿是专门在洮州和岷州两地花儿会上即兴对歌、谈情野合时唱的山歌。甘、青两地至今仍保持着原始氏族社会的"野合"风俗,这与古氐羌族长期在这一带活动生息,融合转化有一定传承关系。洮岷花儿又分为南北两路。南路为岷县卓尼一带花儿会上演唱的《阿欧令》(又名《扎刀令》),北路为临洮莲花山花儿会上演唱的《莲花山令》,两者都是一字对一音,一句主腔自由重复后接一句合腔的古"相合歌"的演唱方式。具即兴填词对歌和七字句单字尾等特点,与广泛传唱的河湟型花儿格律结构虽有一定的交融关系,但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类型。

2.羌藏花儿。青海的花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借农贸集市之机聚众唱歌娱乐休憩的新花儿会,一种是与洮岷花儿会形式内涵大致相同的古老花儿会。后者在乐都瞿昙寺、民和峡门松山湾、互助、丹麻、大通老爷山等地都有。参加者多为信仰佛、道、喇嘛教的土族、藏族或当地汉族人(与洮岷一带的汉人一样,多为宋元时期归化的氐羌人,史称土番)。也是借朝山祈福祈雨求子之机,游山逛景、对歌联姻交友娱乐,演唱的多为带有浓厚羌藏味的花儿调子,当地人多称为"少年"。因其令调文词民族化地方化的痕迹比较鲜明,甘、青两省的花儿研究家们曾将其列为河湟花儿的四大流派之一,称其为青海牧区羌藏花儿或民和土族少年。

3.撒拉、保安族花儿。这是以青海循化和甘肃临夏广河及新疆伊犁一带撒拉族、保安族聚居地流传的花儿,这两个民族都是性格勇武开朗、能歌善舞的民族。他们在传唱河湟花儿的过程中,用本民族的传统音调和藏族"拉伊"(情歌)音调,创新发展了许多调式韵味独特、夹有大量民族语言的令调。因为,甘、青两省的花儿研究家们将其列为河湟花儿的四大流派之一,称为撒拉保安花儿。

4.六盘山回族花儿。陇山(六盘山)地区是我国远古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为古代匈奴氐羌等部族游牧繁衍之地,历史悠久。其花儿唱词结构灵活,曲调丰富多彩,演唱秀润柔美,是六盘山回民的智慧结晶。


二、花儿的历史渊源及研究状况


关于"花儿"的起源众说纷纭:有说它是在蒙藏民歌影响下形成的一种特殊民歌;有说它是从外地迁来的回族人民的思乡曲演化而成;有说是明初从南京迁往洮州地区的移民常以花卉为比兴的一种民歌。六盘山地区自古流传着一种在山野地区即兴而作的徙歌,隋唐时期作为"伊凉诸曲"中的"立唱歌"进献给中原王朝。史籍乐志中记述其特点为"歌者立唱对歌,声遏行云,为凉州府所进","南曲多吴音,北曲杂胡戎……一唱众和,恰似顾曲之周郎,三句一迭,酷似跳月之苗俗"。隋末唐初,由中西亚来华的穆斯林(回族先民)开始在这一带留居,两河文明与华夏文化的交流融合,自秦汉始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

其实,历史的方志、典籍、歌集、乐书、乐谱浩如烟海,就是《诗经》、《乐府》、《宋词》、《元曲》及明清时汇编的《山歌集》、《神奇秘谱》、《白雪遗音》、《霓裳读谱》、《纳书楹曲谱》等,虽查不出有"花儿"的论述和曲谱文字记载,但从民歌一脉相承的特性看,却可从"十五国风"和"秦陇乐府"中找到与"花儿"有联系的信息痕迹。甘、青一带传衍至今的氏族社会聚众唱歌野合的"花儿会",以及历代在甘、宁、青一带从政参军的文人学士,在考察民俗民风的记述诗作中,提到"花儿"的词句也有不少。这都说明西北花儿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

"花儿"研究的开拓者是我国地质学界前辈袁复礼教授,他于1923年在甘、宁一带搞地质调查时,将采录到的30多首"花儿"歌词及介绍文章,以《甘肃的歌谣——话儿》为题,发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心——北京大学创办的《歌谣》专刊上,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北大名教朱自清等在编写讲授中国文学时,也多次引用"花儿"歌词作为论述中国传统歌谣的例证。张亚雄先生是最早收集研究"花儿"歌词的学者之一,1936年前后,他陆续在甘肃、四川等地报刊发表采录收集的"花儿"歌词及论述介绍"花儿"短文,后汇编成《花儿集》一书,于四十年代初期出版。还有1929年时任甘肃通志局副总编慕少堂先生组织编撰的《甘宁青史略》,在副卷五《歌谣汇选》中选编了百余首民国初期甘、宁一带地方武装拉杆子造反时编唱的"花儿"歌词等。这些人主要从人文学和民俗学的角度,对"花儿"的源流、传播、文学格式、民俗价值和艺术特点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研究。从曲调上收集采录则始于被誉为"西北民歌之王"的王洛宾和原重庆国立音乐学院王云阶教授等。王洛宾采录的"花儿"曲谱多见于20世纪30、40年代编辑的"花儿"曲调,加以整合选取,为《塞上风云》影片配乐;后又将"花儿"曲调编入教材或在报刊上发表;并于1951年结集成《山丹花》《花儿曲调》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

解放后,"花儿"的收集、整理、开发、利用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20世纪50、60年代,由京沪及西北诸省区出版的花儿词集曲集计百余种,用花儿令调改编、创作的歌曲、乐曲、歌剧、舞剧、歌舞剧、舞蹈以及影视音乐作品数不胜数。同时用磁带准确地把花儿歌手的原生态演唱采录并复制成唱片出版(如中国唱片社早在1954年就出版了西北花儿王朱仲禄演唱的花儿曲令唱片)。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料曾为"花儿"词曲的整理研究和开发利用发挥了应有的效益,也为此后《中国民间歌曲集成》西北五省区卷的进一步普查选编打下基础。

20世纪80年代以后,关于"花儿"的学术研究逐步深入,学者们纷纷发表诸如《花儿的体系与流派》、《论花儿的旋法特点及艺术规律》、《花儿音乐的民族地区特点》、《花儿的音乐与文学》等理论文章,以文化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的观念和方法,从宏观的共同文化区和微观的独特色彩区入手,对各地区、各民族统称为"花儿"这一歌种的生成发展、类别形态及不同的演唱审美习惯等,进行了综合的分析论述,使"花儿"的研究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


三、 花儿的现状与未来发展前景


当前,西北各地"花儿"已被陆续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象,这意味着"花儿"的传承与保护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更加规范有序的历史阶段。但其现状却不容乐观。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与变迁,"花儿"也同我国其他传统文化艺术一样,受到冲击与阻碍。比如电器化的普及,广播电视媒体、互联网入驻农村等,这就使"花儿"自身对广大农民的娱乐作用大大降低,而且还直接影响了他们对"花儿"原有的兴趣。同时,有许多中青年农民,包括"花儿"爱好者及歌手都纷纷远离家园,外出务工,这就影响了"花儿"的传承方式,动摇了"花儿"的传承基础,制约了"花儿"的正常发展。

又比如,由于当前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现代资讯的空前发达,使大众逐渐忽略了我国民间音乐文化艺术。尤其在流行音乐的冲击下,使"花儿"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受到了破坏,导致年青人不爱唱甚至不会唱"花儿"了。而老歌手又相继谢世,致使原生态民间歌手越来越少,严重匮乏。许多珍贵的原汁原味的"花儿"没有得到保留,"花儿"的传承受阻,严重断层。

再比如,随着《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各省区卷的完成,《集成》工作已告结束。但其音响资料,包括20多年前采录的"花儿"音响资料,由于当时录制设备简陋,以及录制环境等各方面条件所限,致使音响品质很差,加之保存方法落后,使不可再得的一些珍贵的"花儿"资料相当一部分已无法利用。而且当初由于多种原因,对收集到的部分"花儿"音响资料连纸面上的曲谱也未能记录保存。这对"花儿"的深层次研究探讨,以及对外宣传、推介和交流都造成了很大困难。

还有,忽略了"花儿"的基础传播途径,即没有通过学校进行"花儿"的课堂教学。小平时代就提倡"教育要从娃娃抓起",中小学校(也包括大学),乃至幼儿园的老师们,连本土"花儿"都不会唱,又怎么去教学生呢!多年来,"从娃娃抓起"只喊成了嘴边口号。当然,由于专业人员欠缺,对"花儿"的进课堂也重视不够,至今还未见编出一本普及型的、适合普通学校通用"花儿"教材,这也使学校的音乐教师们很为难。

等等这些,便是当前西北"花儿"面临的尴尬局面。当前正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传承、创新与发展,但愿不只是空喊口号,而是真正从思想上深刻认识、充分重视、进而落实到实际行动中去。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象的西北各地"花儿",要针对存在的不足,逐一加以落实、解决。诸如积极拯救濒危的录音录像资料,以防人亡艺绝;开办"花儿"歌手班,提高现有歌手的文化修养与素质,加强对"花儿"精英的培养;尽快编写不同程度、不同层次、不同内容的"花儿"教材,以满足"花儿"普及之需;让"花儿"走进校园、进入课堂,纳入幼儿学前教育、中小学教育及大学素质教育范畴之中,培养他们对民族民间文化的了解和热爱;要两条腿走路,既要注重从源头上保护其固有的原生态特点,也要提倡和鼓励创新,出新才能发展。当然,创新要有慎重的,不能西洋化、摇滚化、不能破坏"花儿"本身的特点与规律。除此而外,大胆创新吧!以蒙古族"长调"和"短调"结合写成的《赞歌》久唱不衰,彝族歌曲《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壮族歌曲《壮锦献给毛主席》等,都是出自本民族民歌,而且在音乐艺术语言的使用上及演唱后的艺术效果上,又胜于本民族民歌。这就是创新的范例,传承的样板,发展的规律。展望前程,西北花儿的发展前景是乐观而美好的,道路是宽广而光明的。

(赵毅,壮族,教授,原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央民族大学原艺术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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