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转折，往往始发于一件意外的事。

1994年1月4日, 在我50岁生日的当天，我平生第一次收到直接来自台湾而未经第三地转寄的特快专递——这是与我素昧平生的台湾省立交响乐团团长陈澄雄的邀请函，他请我于当年4月初到台湾的"后花园"——花莲参加以"海峡传音，两岸争鸣"为题的第三届中国作曲家研讨会。

那一天，我刚刚度过了战战兢兢的49岁。

1993年，在周围人看来，我一切如常，甚至比以往更灿烂，因为在这一年我被美国新闻总署远接高迎地请到了太平洋彼岸。从曼哈顿灯红酒绿的百老汇大街到西海岸阳光明媚的好莱坞影城，从树丛上堆着积雪的克里夫兰近郊到满眼泳装的洛杉矶沙滩，我天方夜谭般地转了大半个美利坚。但是，无论端坐在富丽堂皇的大都会歌剧院，欣赏德国人到这里演出的难得一见的《莱茵的黄金》，还是漫步在光怪陆离的迪斯尼乐园，看着花枝招展的演员们载歌载舞的欢乐大游行，萦绕在我的心头的，却是一个越来越令我不安的阴影——

我能活到50岁吗？

我到地球的另一端来，是不是命运安排我向这个世界的告别仪式？

我的寿命能超越我的父亲和我的师兄师姐吗？

博学聪颖，文思敏捷，在一波接着一波的政治整肃和一年不如一年的经济困顿中，倾尽全部心力引我踏上艺术之途的父亲，在文革中的1968年告别人间。那年2月，他拖着心力交瘁的身躯从天津到北京看望处在灾难中的画家舅舅，却偏巧目睹了我被人从舅舅家抓走关押时那可怕的一幕，他回到天津几天后就因心肌梗塞而带着对未来的极度失望走到了人生尽头。那一年，他 49岁。

到90年代初，三位与我有着深厚友谊的同窗，也一年一个在49岁飘然而去。

1990年5月，与我同出苏夏教授之门，以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赢得上下赞许的施光南，因脑出血在49岁时死于北京医院，他于大量歌曲作品之外，只留下了一部管弦乐作品：《阿里山的鼓声》。1991年6月，祖籍台湾彰化，创作了多部台湾民谣主题管弦乐并多次从美国到台湾指挥演出这些乐曲的女同学魏立，在49岁时因乳腺癌死于北京人民医院。1992年2月，从北京迁居香港的屈文中因脑瘤死于海峡对岸的荣民总医院，骨灰留在了台北忠孝东路的善导寺，他的生命终止线也是画在49岁。他的歌剧《西厢记》1986年在台北首演，由此还在台湾引发了一场"抵制共党利用音乐文化进行渗透"的轩然大波。　　

我能活到50岁吗？

在"反右"急风暴雨中的1957年进入音乐学院附中，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紧锣密鼓中的1962年进入音乐学院本科，戴着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白专道路"的沉重精神枷锁，怀着强加给我的负罪感度过漫长的学生时代，又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先后在学校和部队农场被关押五年半，从肉体到精神，从人格到灵性都遭到严重摧残的我，刚刚呼吸到一丝自由新鲜的空气，就会随他们的灵魂天人永隔吗？

如果我像那个被人从狼窝里解救出来印度狼孩，在还没有学会自由自在地用人的语言嬉笑怒骂，还没有学会挺起胸膛站起来行走奔跑，便离开了这人狼共舞的世界，那是多么悲哀的事！

1990年5月，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的施光南追悼会上，看着原本说起话来口若悬河，眉飞色舞的师兄此刻紧闭双眼祥和地静卧在花丛中，看着一个个熟悉的面孔，胸前别着白花，排着队，含着泪，依次向师兄的遗体鞠躬告别，看着衣袖上挂着黑纱的师嫂洪茹丁默默地接受着吊唁者的安慰，悲伤感慨之中，不免顾影自怜，那不祥的阴影便袭上了心头。

半年后，天津日报年轻的女记者程琳到音乐学院采访我，谈话中，我忧心忡忡地向她道出了这块心病。

12月21日，天津日报发表了她对我的专访，题目赫然是：生命从五十岁开始。

几天后，我和程琳在成桂餐厅话别——她以这一篇报道我近况的文稿结束了短暂的记者生涯，到遥远的伦敦读书去了。

那年，我四十六岁。

人们常说：痛苦与幸运相伴相生，轮替而至。四年以后，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从陈澄雄团长发自台湾的这封邀请函开始，我的新历程应验了那位神秘女记者的预言。

酒 狂

在收到陈澄雄团长的邀请函之后不久，接到乐团行政部门罗嘉琳小姐电话，告知乐团计划在会议期间的《当代新作》音乐会上演出一部我的任意一部新作品，希望我提交乐谱。

我决定提交构思中的弦乐四重奏《酒狂》。

我在上学的时候，在金文达教授的古代音乐史课上第一次听到古琴曲《酒狂》。据明代的《神奇秘谱》解题，这首乐曲为东晋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因"叹道之不行" 而"托兴于酗酒"，表现了古代文人倨傲不逊、豪放不羁的性格和不媚流俗，不惧权贵的精神。它以中国传统音乐中极难见到的六八拍惟妙惟肖地刻画出酒后佯狂之士的恍惚神态、蹣跚步态和嗫嚅语态，给我留下了至今难忘的印象。

1986年，广陵派古琴家张子谦老先生定居天津并收了两位才女——弹琵琶的李凤云和拉二胡的宋飞为入室关门弟子，加上天津乐团艺术室主任陈乐昌在冯骥才主编的《艺术家》杂志上发表了他同张子谦老先生关于古琴文化的精彩长篇谈话，由此，在天津掀起了一股张子谦热。我从本系唐朴林教授那里借来张老先生在八十高龄演奏的八首乐曲录音，以我当时的心态，最令我震撼以至敬畏的，还是那首《酒狂》。

如果为这首乐曲找一个贴切的文字注释，则非辛弃疾的那首《西江月》（遣兴）莫属：

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工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 ？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

我从1992年就计划把这首古曲改编成带有拨奏的弦乐合奏曲，还设想与另外三首令我神往的古琴曲《流水》《梅花三弄》《潇湘水云》组合，写成弦乐队的《琴曲四章》。

50岁生日一过，借着躲过死神的侥幸和迈向新生的喜悦，我全力投入弦乐四重奏《酒狂》的创作，我一方面完整地保留了原来古琴曲的结构，一方面又运用了大量的新音响：小二度的"撞击"、滑音平行和弦、多调重叠、拨奏滑音、弓杆击弦等，强化对醉态的描摹。我精雕细刻，字斟句酌，短短小曲，十天完稿。23日誊写总谱，22日由同琴房的学生陈国望抄出分谱。23日用传真发到台湾，同时把全部乐谱复印，交天津乐团四重奏组排练试奏。恰巧，1月26日他们要在音乐学院新演奏厅参加落成音乐会，于是，由管文宁、吴经齐、杨世奎和黄小龙组成的四重奏就阴差阳错地先于台湾省交提前在天津首演了。音乐会后，一位知道我将把这个作品带到台湾的领导干部对我说："你做的很对，就应当在咱们这里首演，不把首演权给台湾。"我无言以对，不知如何面对这莫名其妙的表扬。

3月31日，我到达台北的第三天，由台湾省立交响乐团主办的《当代新作——第三届中国作曲家作品演奏会》在台北中正纪念堂音乐厅隆重举行。4月1日晚，又由同一乐团在花莲文化中心演出了同样曲目外加东道主花莲作曲家林道生的两首歌曲。音乐会上，七十多人的台湾省立交响乐团在张玉祥、李秀文的指挥下演奏了张昊的《东海渔帆》、徐景新的《布达拉宫》、徐振民的《枫桥夜泊》和马水龙的《孔雀东南飞》几部宏伟的大部头作品。这几位作者，除一生中"将岁月的三分之一度在在湘鄂吴越，三分之一游学在法意德瑞，终于托居宝岛台湾"的张昊老先生已八十有二，其他都是比我略长几岁的同辈人。音乐会上的两部室内乐作品——郭文景那只用了13个演奏者的《社火》，和我这首只有四页总谱，两分多钟演奏时间，由台湾省立交响乐团的廖维君、项文郁、王小雩和张瑜卿四位女乐手演奏的更小的小品《酒狂》——据代表们说，由于编制上和风格上的"另类"，反而给大家更深刻的印象。

4月1日的演出结束后，陈澄雄团长兴致勃勃地请会议代表在花莲自由街的竹阳海鲜馆吃宵夜。在陈团长带领下，大家把六十度的"金门高粱"不断倒进我的酒杯。来自台北的河北老乡，专栏作家陈宏在一旁帮腔起哄："你能写出《酒狂》，就一定能痛饮，狂饮。今天就一醉方休吧！"主人的盛情和现场的气氛使我实难推却，只好就着"九孔""红娘子"的美味海鲜，把曾经象征两岸军事对峙并落下无数炮弹的那个著名小岛的液体产品一杯接着一杯地灌进肚里。

那一夜，我真的醉了。

六天以后，我和在会议上新结识的台湾作曲家阿镗先生一起到台北敦化南路女作家罗兰家拜访。听了3月30日音乐会的罗兰问我："你为什么在这么大的音乐会上演出那么小的作品？"我说："如果大家都拿大作品，这场音乐会就盛不下了。再说，这里本来就是台湾同行的地盘。"

这位亲身经历过屈文中《西厢记》事件的长辈笑着说："你好聪明！"

我深深懂得这四个字背后一言难尽的潜台词。

《酒狂》的总谱在我出发到台湾前给远在美国小石城的张雷寄去一份。张雷是天津音乐学院毕业生，他在克林顿故乡的阿肯色交响乐团担任小提琴演奏员，并组织了一个Quapaw四重奏团。他收到《酒狂》的乐谱之后，这首令美国听众感到新奇的小曲就成了这个四重奏团演奏我的《中国民歌主题八首四重奏》的返场加演曲目。

1995年，美国国家广播电台NPR在今日演出（Performance Today）栏目播出了他们2月4日在当地音乐会的演出实况，2月5日当地报纸Arkansas Democrat Gazette还发表了哈里森（Eric E.Harrison）对我作品充满溢美之辞的评论。

1996年，张雷回天津探亲时谈起《酒狂》在美国的演出。他说："我们的体会是：只有先喝足了酒，演出这首曲子的感觉才对劲儿。"我看了张雷送给我的演出录像带，那位演奏大提琴的美丽金发女郎（根据节目单的介绍，她的名字叫Elise Buffat Nelson）边拉琴边吃吃傻笑，不知她是否喝晕了？

台北演出《酒狂》后的四年，应北京《音乐创作》之约，《酒狂》总谱发表在该刊1998年第三期上。

对 联

从一月初接到邀请函，到三月底去台湾，这近三个月的时间，一要办理繁琐复杂的入台手续，二要为台湾朋友们准备礼物。

第一次去台湾，带什么礼物给我的朋友们？考虑再三，最后决定只带两样：

一是每人一册天津杨柳青画社出版的《东方既白》——这本书收录了我的朋友，文化记者侯军写的三十万字关于中国文化特别是关于书法和茶道的文字，收录了他在1990年同作家兼画家冯骥才，1991年同我的两篇各近两万字的长篇对话。我曾撰一对联，概括全书内容：

与冯公谈与鲍公谈纵横谈东方艺术

为书道写为茶道写上下写华夏精神

二是每人一副由我用隶书书写正文用行书题款的对联。

首先要赠的是住在台北挹翠山庄的台湾音乐界老前辈颜廷阶先生：

海岛乐坛年年栽桃李

乐界伯乐颜廷阶老师哂正

我这次去台湾，实际上是台湾音乐界老前辈颜廷阶老师推荐的。1991年10月，我的《中国民歌24首管弦乐曲》（即《炎黄风情》）在天津首演后，我把德国录音师米勒录制的全部曲目翻录了许多盘录音带，作为礼物送给朋友们。为这部作品的演出跑前跑后的天津音乐学院学报的年轻编辑杜新谷，在收到我的录音带之后，径直交给了到天津探亲的他的姑父颜廷阶先生。桃李遍布宝岛的颜老师会到台湾，把录音寄给了他当年的学生——台湾省立交响乐团的陈澄雄团长。当时，陈团长完全不认识我，只是因为听了这盘录音，就断然决定在作曲家研讨会的名单上加上我的名字，并特嘱还要在会议期间的新作品音乐会上演出我的新作。

我到台北的第一天，便把感谢颜老师知遇之恩的对联恭恭敬敬地送给了他。七十多岁的颜老师遂以他娴熟老到的车技驱车带我在台北市区参观了"总统府"、中正纪念堂、"国家戏剧院"、"国家音乐厅"、荣民总医院、台北师院和建设中的"捷运"工程。中午在川味的永康牛肉面午餐。午后又到阳明山，路经几位文化名人故居和政府要员官邸，最后到山峦围抱的中国文化大学音乐系参观。由于颜老师退休闲居，加上这位烟界前辈允许我在他的车里同他一起关起门来自由自在地吞云吐雾，以后我每次到台北周游列街，必乘颜老师的福特。

第二副对联，是给三毛在散文《借书》中提到过的王恒先生，他是我在天津结识的台湾音乐家：

津门高唱大黄河声声唱中华儿女荣辱

宝岛低奏小白菜曲曲奏炎黄子孙悲欢

1991年11月，高雄实验管弦乐团的指挥王恒先生应邀请到天津指挥演出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乐队是专业的，合唱队是业余的。王恒使出浑身解数，悉心排练，终于冒着揪心和辛劳的双重汗水成功地用指挥棒画下了《黄河》的最后一个音符。他在天津期间，我们经天津乐团指挥张椿和介绍而相识。张椿和向他介绍了刚刚由该团首演的我的《中国民歌24首管弦乐曲》，他听了录音，很感兴趣，便带走了总谱的复印本。

1992年春节，由王恒指挥高雄实验乐团在《世界风情夜》音乐会上演出了其中的八首选曲。演出后，他寄来了实况录音带和精美的节目单。我听了录音，乐团的演奏还欠火候，但纯弦乐的几首还过得去，凄婉悲凉的《小白菜》和幽默诙谐的《杨柳青》尤其动人。

由于当时两岸之间限制邮寄录影带，演出的实况录影是他寄到洛杉矶，托他在台湾国立艺专读书时的同班同学陈可健从美国寄给我的。

对于曾在台湾演唱我的童声合唱套曲《四季》，到欧亚美八个国家访问演出，声震维也纳的台北荣星儿童合唱团，我的对联是：

唱四季人间仙乐

走八方天国圣歌

荣星儿童合唱团是台湾音乐前辈吕泉生创办的久负盛名的音乐团体。我到台北后，按远在美国的吕先生所示，把对联交给了合唱团的秘书洪综穗小姐。

1991年，吕先生在76岁高龄来天津，经他青年时代在日本留学时期的同学，天津音乐学院的吕水深教授同我相识。我把我童声合唱作品的乐谱送给了他，其中的童声合唱套曲《四季》后来由荣星合唱团多次在台湾和海外演出。

1992年，我托来天津访问的台湾女作家罗兰带《炎黄风情》的录音给他。他接连来了几封信，说"你的路，是中国交响乐的一条明路。""你的音乐能够唤醒中国人共通的民族精神。"还说"让音乐表现炎黄子孙握手，那是现代中国艺术家该做事。""你有能力创造打动12亿中国人爱民族的心的音乐。"吕先生每年必寄精致的贺年卡给我，卡上必定有他手写的令人忍俊不禁的打油诗。

1993年4月，我借访问美国之机到洛杉矶去看望已到美国定居的吕泉生先生，吕先生委托一位台湾来的音乐家开车到我住处接我。这位台湾音乐家一直义务充当我们的"车夫"，我们一起在一家韩国烧烤店神聊，也是他付费。闲谈中知道，前一年曾帮助王恒从洛杉矶寄给我录像带的，正是这位憨厚的陈可健先生。而再过一年的这一次，邀请我到台湾参加会议的，又是他和王恒的同班同学陈澄雄。

赠与东道主——指挥家陈澄雄团长的对联是：

手下繁弦急管

台上古韵新声

赠与陈团长领导的台湾省立交响乐团的对联是：

不俗不雅求雅俗共赏

亦中亦西为中西融合

而赠与这次作曲家研讨会的是：

连半屏山九州同吟华夏古韵

隔一湾水两岸共奏炎黄新声

这一副对联是在花莲竹阳海鲜馆酒桌上拿出来展示给会议代表的。打开卷轴，满堂喝彩。遗憾的是，人们更多注意的是我的隶书而非对联。

此后五年，我再没有写过对联。直到1999年11月，阿镗以金庸小说为题材的《侠之大者》音乐会在深圳举行，我写下了如下的贺联：

论文武写情义奇书风行天下

融中西歌大侠雅乐重振汉声

祝金庸先生阿镗先生叶聪先生深圳交响乐团侠之大者交响音乐会成功

2001年1月，罗嘉琳小姐来电告之：被陈澄雄称为"台湾音乐教父"的资深音乐家许常惠先生因摔倒出现脑内出血合并颅骨骨折，在台北荣总逝世，享年七十一岁。

许常惠先生对台湾音乐文化建设贡献卓越。我在台北、台中和恒春多次同许先生长谈，在台湾音乐方面获益非浅。我撰一挽联，纪念这位为台湾音乐建设贡献了毕生精力的前辈音乐家：

说南管唱八音酒醉红玉

论布农谈九族夜话黑潮

敬挽许常惠先生

挽联的后面，加了这样的注解：1，"红玉"酒肆是许老师在台北与朋友聚会的地方。1995年春我曾在此同许老师通宵饮酒谈乐。2，"南管"是从福建传入台湾的中国汉唐古乐，"八音"是台湾客家传统音乐。这两类音乐是许老师特别推崇的非原住民音乐。3，"布农"是台湾原住民九族之一，许老师曾在原台湾省交响乐团举办的首届作曲研习营上播放了布农族祈祷小米丰收祭典的合唱，我和在场的其他音乐学者、学子无不惊叹。4，"黑潮"文化圈理论是许老师关于台湾原住民文化起源与分类的重要依据。

"我要把中国风传遍世界"

《酒狂》演出当晚，我在会议代表下榻的台北龙普饭店和朋友们彻夜聊天到清晨。眯了一个小时，便似醒非醒地同大家一起，按照会议日程在饭店门口集合。雷厉风行的乐团行政小姐罗嘉琳到这里接大家，其实代表们都通过电话领略过她柔美的台湾式国语，今天是以她端庄清雅的视觉形象首次亮相。经过一番简单的自我介绍和麻烦的清点人数，罗嘉琳如牧羊女般地吆喝着，赶着我们这一群来自远方的懵懵懂懂的羔羊，登上了向东南方向驶去的列车。

10点，列车到达台湾东海岸的花莲。我们乘大巴到我们下榻和开会的地方——亚士都饭店。在这面濒水天一色太平洋，背靠含香吐翠花岗山的白色建筑里，陈设着山地风格的茅舍、臼杵、陶器、木雕和彩绘，这里的服务小姐几乎是清一色的阿美族姑娘，她们肤色黝黑却眉目清秀，身材不高却窈窕匀称，身着民族服饰却讲着一口纯正国语。她们的面貌和仪态成了远道而至的各方男士乐此不疲的席间话题。

4月2日到4月5日，来自海峡两岸和西欧、北美的中国作曲家就在这里参加了由台湾省立交响乐团主办的第三届中国作曲家研讨会。

2日、3日全天和4日上午，与会代表们按照事先安排的顺序依次发言。4日是清明节，下午休会，代表们到太鲁阁国家公园游览。

5日上午，是会议的最后半天。作为作曲家研讨会的最后一个发言，我满怀自信地向与会代表们讲述了我的《中国风》的由来、宗旨和计划。

由于省交把会议的全过程拍摄了录像带，所以现在我可以根据录像带真实地记录当时发言的情景和内容。

我要说的内容与前三天发言者的大不相同，因此必须做一个说明。于是，我以下面一段话作为开场白：

谢谢陈团长把我的发言安排在研讨会的最后。大家知道，政治家在讨论问题或解决争端的时候，有一句话叫"求同存异"，以达成和解，共识或统一。可是艺术家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就应当是"求异存同"了，因为艺术家的特点就是个性。今天我要谈的，包括我要拿出来的作品，同前两天在这里演讲的各位是不一样的。"

接着，我详细叙述了我的《中国风》音乐创作计划的产生过程：

"中国风"是我在1990年开始做的一件事。就是把中国的传统音乐，包括汉族民歌、少数民族歌舞音乐、曲艺音乐、戏曲音乐，以及各种传统器乐曲，通过自己的重新体验，重新理解和自己的艺术创造，用西方的管弦乐表现出来。使中国人通过自己所熟悉的旋律来了解西方的艺术形式,也使西方人通过他们所熟悉的艺术形式来了解中国的传统音乐。通过这样的工作，使处在传统文化断层的中国传统音乐获得再生机能，从而从封闭走向开放。这个想法始于我的中学时代，但是一直到我四十七岁的时候，才作为我一生的最后一件有意义的事做出来，就是我现在叫做"中国风"的这件事。所谓"最后一件有意义的事"是因为，我的父亲和几位师兄师姐都在49岁上走完了人生路，所以总觉得自己的生命已经到了最后一个阶段，我想，我要尽我所能把我想做的事做出来。

我认为《中国风》工程是一个基础的工作，我们的交响音乐创作虽然已经从最简单的结构方式跨入了最复杂的序列体系，但我们却未曾系统地把我们中国传统音乐精华通过交响音乐的形式介绍到当今世界。此外，国内的交响乐团能够经常演出的雅俗共赏的中国作品少得可怜。李德伦先生说，我们的保留曲目只有《春节序曲》《梁祝》和《二泉映月》这"老三篇"。（"老三篇"，语出文革，指文革中百姓必须背诵的三篇毛泽东的文章《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而整个八十年代没有一首作品能够成为雅俗共赏的音乐会保留曲目。把民歌编成雅俗共赏的器乐音乐，对于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音乐界来说，都是一件很普通，很正常的事。我要坚持自己的方向，做一件文化基础建设的事，做一件传承中国文化的事，做一件为子孙后代积德的事……

我讲完正题，为大家播放天津乐团演奏的《炎黄风情》中的《小白菜》《走西口》《看秧歌》和《太阳出来喜洋洋》。

在我播放录音的时候，主持会议的陈团长向我传上一张便笺，上面写着："鲍先生，这两天务必抽空与我谈谈。您的中国风深得我心。弟 澄雄"

三天后，在会议代表们参观乐团的时候，我到陈团长的办公室向他详细叙述了《中国风》的创作和演出计划。他越听越兴奋，最后，站起来激动地握着我的手说：

"我要把《中国风》传遍世界！"

从花莲亚士都饭店的那一次难忘的会议开始，《中国风》的首篇《炎黄风情》便经这位在台湾叱咤乐坛风云的指挥家之手，加上众多指挥家以他们忠于传统又富于个性的艺术诠释，迅速沿着深圳——香港——台湾——欧洲、北美、大洋洲的路线，在四十多个国家的音乐舞台上，以西方管弦乐的绚丽音响，展现着中国民歌旋律的永恒魅力。

也是从这次会议起，我开始了陆续十几年的宝岛之旅。在台湾朋友的帮助下，我上至层峦叠嶂飞瀑流泉的阿里山，下至善男信女汇聚如云的鹿港镇，北至沙鸥翔集怪石嶙峋的野柳滩，南至浪影浮沉水天相连的鹅銮鼻，心旷神怡地领略了海峡对岸的山风海韵。在这里，我与老少游伴逐风踏浪，与男女学子鼓歌相随，与部族山民通宵歌舞，与学界精英论古谈今。在这里，我完成了由《玉山日出》《安平怀古》《宜兰童谣》《恒春乡愁》《泰雅情歌》《鹿港庙会》《龙山晚钟》和《达邦节日》八个乐章组成的交响组曲《台湾音画》，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灿烂篇章和艺术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