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台湾人第一面奥林匹克奖牌得主是谁吗？他不是运动员，他是江文也。
1936年第11届柏林奥运会，承袭希腊传统，同步举办国际艺术竞赛，分别有绘画、诗歌、雕刻、作曲等项目，江文也代表日本以《台湾舞曲》获选，成为第一位获得奥林匹克奖牌的台湾人，也是亚洲首位荣获国际大奖的音乐家。
这位才子一生背负了历史悲情，日本人看他是殖民地台湾人、二等国民；中国人说他是日本人、批斗为汉奸；而众多台湾人却不知道他是什麽人！笔者有鉴于网络上六、七百笔江文也的资料，多少误传，特重新研究各方著作，检视江家亲戚提供资讯，又阅读历史资料，并获吴韵真女士补充与阅稿。虽遗憾由于特殊因素，无法亲炙日本重要资料，只能先发表"小传"，以纪念台湾之宝，但盼凝聚乐友之力，来日能呈现其生平全貌。
大稻埕出生
江文也的祖先是福建永定客家庄大地主，因逢饥荒，原是读书人的祖父江国英渡海来台，开垦淡水附近三芝荒郊土地，并依故乡埔头之名，取名为埔头坑。祖父垦荒有成，开始经商，除了收养的次子耕农，三个儿子都回福建应考，长子和三子为举人，四子为秀才。日治以后，次子永生也加入家族事业，迁居艋舺，四子长生更大展鸿图，迁居至大稻埕，商务还涉足船只运输，来往沪尾、基隆、厦门、横滨等港口（家族史料为江明德提供）。
1910年6月11日，端午节这天，台北大稻埕街头锣鼓喧天，阵头欢唱（庆端阳），淡水河畔人潮挤著看龙舟竞赛。江长生次子文彬（文也的本名）诞生了，遗传了父亲的文人特质，也继承了母亲郑闺（花莲商人之女）的音乐细胞。在母亲为弟弟文光哼唱《摇囝仔歌》时，三岁的阿彬就能全曲哼唱，为母亲代劳。四岁时，阿彬最喜欢高唱母亲故乡的一首《山歌》。五岁时，常常溜到住家附近，台湾哲人李春生创办的"大稻埕教会"，趴在窗口跟著唱《圣诗》，令牧师教友惊讶不已。节庆日，当戏班唱戏时，大家也能听到童音的《百家春》与《卜卦调》。除了音乐天赋，小阿彬也非常热衷涂鸦。尽管父亲会说一点点客家话，但家住大稻埕，母亲讲闽南话，三兄弟都成了只会说闽南话的客家人。
厦门少年诗人
日人治台后，引发台籍商人迁居福建沿海都市的风潮，这是因为清末列强瓜分中国，日本自1898年取得福建沿海"独家租借权"，设有领事馆、医院、学校及台湾银行分行，日本人及"台湾籍民"享有治外法权及免税等优惠。厦门"台湾籍民"近万，占人口十分之一，并有"户口"及"出入境登录"的管理。
江氏家族因应风潮，留下老二管理台湾产业，三兄弟陆续移居厦门。老大承辉走官场路线，老三保生靠著领事馆的支持，创办《全闽日报》，老四长生以别名江蕴均纵横商场，继续发展航运贸易事业，但户籍仍设在三芝祖厝，"寄留地"仍是大稻埕。
江家大厝座落于水仙宫后岗三十六崎顶，是人文荟萃的港土干区，往来都是骚人墨客，南音、北调、乱弹、戏曲，终年不断，佣人即使不能出口成章，唐诗宋词也能胡诌几句。江长生交游广阔，各国人都有交情，他加入"台湾同乡会"，往来如：大稻埕茶商陈天来、高雄人陈中和、台北实业家李高盛、金融专家出身台北师范的苏嘉和及板桥人林木土，还有医师，来自冈山的许恩锡，新竹的刘寿祺，彰化人陈宜方、陈新造，澎湖人杨依、李墨，高雄人曾晓等。1923年杜聪明访问厦门，就曾拜访同乡会，并撰写报告。这其中，往来两岸的板桥林家大掌柜兼外贸总管许丙先生，就是很贴心、能够谈论文化艺术的挚友。
文彬三兄弟就读台湾总督府直营，专供"台湾籍民"子弟念的侨校"旭瀛书院"（等于台湾的公学校），人称"港土干三少爷"，尤其是文彬更有"少年诗人"的称号，他除了用日文写诗，还特别喜欢吟唱闽北、闽中、闽南不同腔调、饶富变化的《天黑黑》。
厦门东南边的小岛鼓浪屿则是八国租借，三伯在这里有洋楼，认识许多洋人与传教士，阿彬在这里启蒙到天文、数学、物理、化学等西洋文明，更在教会接触到风琴、钢琴、小提琴，学到五线谱，求知欲旺盛的少年经常赖在鼓浪屿，不回厦门。
赴日求学1923年，聪明贤慧的母亲病逝，父亲深受打击，加上事业繁忙，就安排次子继长子之后与送到日本，由业务代理人光子女士，安排兄弟就读她乡下老家长野县的上田中学。
阿彬初中时，是理工艺文全方位的优异学生，也是足球选手，他最崇拜诗人岛崎藤村。文钟还曾买一只"嘴琴"（口琴）送给文彬，并见识到他无师自通，三两下就能吹奏旋律的天分，《樱花》、《送别》、《晚霞》、《卡布里岛》等等"日西名曲"，他都琅琅上口，又擅长改编，加油添醋，饶富变奏情趣。
兄弟旅日期间，每隔一、二年都会返乡探亲，当时横滨、厦门的往返航班常会停靠基隆，两人回到大稻埕老家，探望二伯家人，偶尔也到三芝古厝祭祖。逛街时最爱购买民俗艺品，有次在购买"台湾古地图"时，还遇到厦门就认识的父亲友人许丙先生，当年阿彬赴日，许丙叔叔还曾致赠红包当做獎学金。许丙告知，以后回台湾一定要通报，交通食宿他都会负责。
上田毕业，青年阿彬，几经挣扎，还是遵从父命："务必修备德意志式的生产技能"，于1928年3月考入东京的武藏高等工科学校电气机械科，课余到上野音乐学校夜间课外部选修。
暑假，阿彬很高兴被派到台北锡口（松山）发电厂实习，就利用假期与上海同文书院念书的弟弟文光，四处欣赏南北管戏曲、采集民歌，乐谱上都记著"文光采谱"。甚至远赴花莲探视舅舅、阿姨，他还拜托许丙叔叔买到火车票，深入阿里山旅游，接触到原住民的歌舞，埋下50年后，写作《阿里山歌声》的种子。
母亲逝世后，父亲的"两岸航运"事业不顺，卧病在床，由同文书院毕业的文光负责照顾，医生嘱咐吸食鸦丵片可以多活几年，鸦片昂贵，终至家产耗损，卖掉大稻埕的房地产，1933年往生后，文钟赶回厦门，文彬只得工读，赚取生活费用。其实，在父亲重病时，为阻止儿子玩音乐，就已经断绝金援了。
文彬先是到餐厅酒家走唱，多次参加声乐比赛获奖后，有点知名度，旅日企业家杨肇嘉主动帮助，生活才有改善。后来兼任哥伦比亚唱片歌手，又进入藤原义江歌剧团，担任男中音角色，先后演出《波西米亚人》及《托斯卡》，俊逸的扮相，吸引不少粉丝。
一直以来，文彬经常涌起创作欲望，却感受到技巧不足，就跟山田耕筰学作曲，不过，两人音乐气质殊异，几次后，就不再登门了，转到东京音乐学校御茶水分校，跟田中规矩学钢琴；也跟桥本国彦学作曲，一年后，桥本留学德国，课程也中断了。他替管弦乐团抄总谱与分谱，还到出版社打工，同样抄谱与编辑，自修习得和声、对位等作曲技巧。
回忆故乡台北城的印象，24岁的文彬正式创作第一号作品《城内之夜》钢琴曲，为了庆祝人生的新里程，中文名字改为江文也，日文拼音用Bunya Koh。
返台表演
1934年8月，杨肇嘉先生倡议组织"乡土访问音乐团"，由旅日音乐家担纲，返台巡回演出──台北、新竹、台中、彰化、嘉义、台南、高雄共七场，同台的有高慈美、林秋锦、柯明珠、陈泗治、林澄沐、林进生、翁荣茂等人。穿著时髦白色西装演唱的文也帅哥，最让女性风靡。
演出空档，除了回三芝祭祖，他尽兴游览各地风光，参观刚完工的嘉南大圳，这是八田与一设计监造，亚洲最大的水利工程。也买了正流行的78转曲盘《桃花泣血记》，与就读上海音专的弟弟文光（一年后病逝于盲肠炎）一起搜集原住民歌曲，买了原住民服饰。
返日后，以原住民最典型的"无特定意义但有情绪的虚字词"方式，写成《生番四歌曲》，后来改名为《高山族四歌曲》，歌词以罗马拼音记录的，发表会上江文也还穿著头目装献唱（大陆学者不了解，还误解为：如天书般的拉丁文）。隔年4月21日台中大地震，《台湾新民报》主办"赈灾音乐会"，文也事忙，无法返乡，但仍写作《赈灾歌》，共襄盛举。
返乡表演结束，回到东京，文也的故乡情依然澎湃，他将《城内之夜》改写为《台湾舞曲》，然后又改写成管弦乐曲，为了掌握宝岛精神，他常与台湾人交往，几次应蔡培火之邀，到蔡氏经营的「味仙餐厅」聚会合影。
娶泷泽乃ぶ为妻
1934年9月27日与相恋多年，小他一岁的泷泽乃ぶ女士结婚，户籍迁入大哥继任户长的三芝， 妻子冠夫姓为江乃ぶ（Nobu）。
泷泽的祖先是日本战国时代村上武将的部下，算是武士的后代，母亲早逝，父亲企业有成，大力反对女儿与殖民地台湾人交往，奈何敌不过爱情的力量，演出私奔故事。
乃ぶ小丵姐擅长绘画，两人搜藏许多画册、唱片、诗集，经常赴日比谷公会堂欣赏欧洲名家的演出，鲁宾斯坦、海飞兹、克莱斯勒，票价再高，也在所不惜。两人最喜欢到TAD咖啡厅与文艺好友欣赏古典唱片，为了延长咖啡的啜饮时间，或让咖啡不能喝，他们会加上五颗方糖，一边读总谱一边听音乐。结婚后，面对不食人间烟火的艺术家丈夫，乃ぶ只能认命，经常变卖首饰度日。
柏林得奖
自称生于"南方白鹭之岛"的文也，第二号作品《白鹭的幻想》更是成功描绘了宝岛田园风光，芭乐、龙眼、莲雾、相思树、竹林、水牛、土角厝、琉公圳，维系著无法割舍的故乡情。其他佳作相继问世后，他积极参加比赛，因为不参赛就无法被演奏，或许不是学院科班，或许是歧视二等国民，成绩老是屈居第二，与冠军无缘。为此，乃ぶ的父亲顾虑到女儿的幸福，暗地里拿出资金、运用人脉，推展女婿的音乐，只是文也并不知道有此大金主存在。
1936年第11届奥运会在柏林举办，承袭希腊传统，同步举办国际艺术竞赛，分别有绘画、诗歌、雕刻、作曲、建筑等项目，江文也的管弦乐版《台湾舞曲》，通过作曲家联盟的甄选，再由体育协会推举，于3月代表日本参赛，台湾报纸曾有热烈报道。
8月宣布结果，得到当时欧洲四位名作曲家评审的青睐，获得"入选外的佳作"（入选三名，文也等于第四名），当"认可奖"（或称特别奖）奖牌从柏林寄到东京的作曲家联盟，却遭受到联盟刻意淡化，连返国的奥林匹克委员被报纸采访，也只低调轻描淡写。这是因为同时参赛的四位作曲家山田耕筰、伊福部昭、诸井三郎和萁作秋吉的作品都落选了，这四位乐坛知名人物，竟然输给26岁的殖民地人，内心都不好受。乐坛议论著："台湾舞曲没啥技术嘛！只因东方风味引发欧洲人好奇而已。"文也当然不服气，把奖牌拿给报社朋友看，《东京日日新报》马上于9月11日大幅报导，刊登奖牌、照片及乐谱。当然罗！《台湾日日新报》亦马上跟进，以头条报导，文化人都开始注意这颗东方的彗星。
希特勒时代，许多犹太人跑到日本，音乐家也络绎不绝，让本就快速西化的日本，如虎添翼，更大量引进欧洲最新出版品。
恩师齐尔品
文也非科班出身的作曲成就，除了天赋，得感谢一位贵人，俄国贵族后代，旅居美国的齐尔品（ Alexander Tcherepnin 1899~1977），他是应聘到中国，于1930年成立的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任教，并于1934年首度访日演奏后，爱上东方风情，经常往返两国，主动关心中日乐坛的发展，特别提携作曲人才，鼓励民族特色，呼吁"欧亚合壁"，热心在欧美演奏之外，还由龙吟出版社创立《齐尔品精选集》，发行日本创作曲，日本乐坛许多人及中国音乐家贺绿汀、老志诚、刘雪庵等都受到他鼓励。他本身也创作，作品有一首五声音阶黑键的《敬献中华》，更娶中国女子李献敏为妻，李献敏后来成为张已任在纽约的房东，是张已任研究江文也的动机来源。
江文也在作曲家联盟认识齐尔品之后，就拜师学艺，断断续续有一年之久，直接深入探讨、撷取欧洲最新的音乐手法，德布西、巴尔托克、史特拉汶斯基的音乐语汇，都曾出现在江的作品中。
1936年6月下旬，齐尔品在北平与上海演奏，特别邀请他认为亚洲最有才气的文也走一趟"追寻东方音乐宝藏之旅"。这是文也除了故乡厦门、福建之外，首度到内陆旅行。中华文化给他重重的撞击，将要改变他的后半生，这可以从他返日发表的《从北京到上海》一文得知："我好似与恋人相会般，因殷切地盼望而心焦，魂魄也炙热到极点。"与俄罗斯的渊源，还有一段故事；1935年，知名的男低音夏里亚品（F.I.Chaliapin 1873-1938）访日，文也曾在他面前演唱，夏氏说："你究竟是作曲家还是声乐家呀！"可见文也的艺术多麽受肯定。
透过作曲家联盟的安排，文也的《断章小品》、《小素描》获威尼斯第四届音乐节作曲奖，《四首高山组曲》等被送到意大利、法国、德国及巴黎万国博览会演出，奠定国际作曲家的地位。
战争国策总动员
1937年7月7日，日本启动侵华战争，12月，傀儡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于中南海成立，由王克敏任委员长（俗称冀东政府），东北已是日本势力范围。隔年3月又在南京设立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汪精卫政府），4月发布"国家总动员法"，展开"大东亚共荣圈"计划，全民投入战事，所有的音乐家，都要遵从国策来创作民族风格的音乐，大量改编民谣流行歌，不得再搞欧洲古典音乐及最新的前卫作品，当然也有人发起热烈的音乐报国运动。
电影公司则仿德国模式成立"文化映画部"，拍摄宣扬国威的记录片，《南京》（秋元宪导演）、《东亚和平之道》（铃木重吉导演）、《北京》（龟井文夫导演），及后来的《热风》、《陆军航空战记缅甸篇》，大导演们都力排众议，指定最有才气，又具华人血统的江文也负责配乐与作曲。
只要有录音或曲盘出版，文也就寄回厦门或台湾，浓浓的日本味，让大哥大嫂骂他："日本米吃太多，放的都是日本屎。"他也决意自我松绑东瀛绳索，准备到维也纳泡"文化の汤"，可是，人生却转了个大大的弯。
白光热恋才子
《东亚和平之道》开拍，东宝映画到满州国招考数位演员到东京培训，芳龄十八本名史咏芬的白光是内定的女主角，她以就读东京女子大学艺术系的名义来到日本，负责配乐的江文也，就是她们的音乐老师。清纯秀丽的白光非常认真学习，一口酥软京片子，唱起中国小调，慵懒的韵味，让风流潇洒的江文也迷醉了。《钗头凤》让他埋首久违的中国古典文学，京韵腔的《荡湖船》则让他想起在台北听过的同一首曲调，台语唱词的《八月十五》。
白光独特嗓音的建立，江文也有莫大的功劳，因为中国小调传统，都是周璇式的戏曲高音调唱腔，乡亲们很难接受白光天生的低音音色，初到日本时，声乐教授也曾要求她勉强挤出女高音的音质，只有江文也要她发挥自己声音的本色，让少女对江文也更加崇拜。
其实文也会从声乐家转型为作曲家，部分原因也是"对日本声乐界不满"，他认为意大利美声唱法是欧洲古代剧场尚未发明麦克风的时代必须特别训练才能将单薄的声音传递大剧场的方法，不是自然人性的发声。因此，他的唱腔是符合人体构造的，也可以说是比较像20世纪"音乐剧"的唱法。
白光的绯闻传出，乃ぶ并没有吵闹，只盼白光回中国之后，婚外情即可结束。没想到，北平师范学院音乐系主任，也是"台湾籍民"的柯政和提出邀请，要文也前往任教。这时乃ぶ已怀次女，却不敢阻挡，她知道夫婿虽享有国际风光，却依然受到歧视，况且，"大学教授"的职称，以文也非学院的出身，在日本是不可能得到的，遂接受文也的安排，到日本占领的北京工作，寒暑假回东京的家。
中国帝都
在中国，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时，改北京为北平特别市，1937年之后，日本人又改回为北京。此地自元朝建"大都"至清朝仍为京城，数百年的帝都风华──宫殿、豪宅、庭园、寺院的宏伟大器，足以震撼所有的初临者。
京城内在的汉文化，对所有在东瀛统治下的殖民地台湾人而言，也是孺慕之对象，尤其是从事创造的文化人，更热烈盼望亲炙其地。
和前文所提的福建的情况一样，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占领东北以后，"台湾籍民"同样享有跟日本人同样的待遇，更因以汉制汉的政策，懂日文又懂中文的人就很容易谋职或就任官职。
到北京的台湾人，以担任教职的人数最多。如北京大学任教的张我军、苏子蘅、林耀堂、洪炎秋；北京师范大学任教的林朝权、林朝启兄弟、洪耀勋、柯政和；北京艺专的张深切；京华美术学校的郭柏川。
在政府机关任职的则有吴敦礼、杨克培、李金钟、谢廉清、王英石、彭华英、林文龙、辜炎瑞等人。商界则以杨英风的父亲杨朝华最成功，他以戏院、电影院起家，后涉足木偶剧团等娱乐事业。还有原任经济调查所翻译，后来专心写作的钟理和。
"新民会"则是一个必须提的机构，这是战争国策下军方主导，灌输中日亲善，号称文化性的组织。新民会属下的"新民学院"，则如国民党的"革命实践院"一样，是专为培训各级干部的机构。
憧憬北京
1938年春，乃ぶ带著长女陪伴夫婿到北京，但很快就回东京，隔年再去一次，从此就留在东京，让夫婿两边跑。
文也带著两年前到中国旅行的文化憧憬，要更深入了解中国，河北人白光是最佳向导，从华丽的故宫、天坛、隆福寺、琉璃厂，从京韵大鼓到祭孔大典，文也跟白光一句一句学着北京话，有几位学生到教授家，就看到白光正唱著文也编曲的《锄头歌》与《春景》等民谣。不过，恋情只维持不到一年，白光到上海追寻星梦，就断线了。
战后，因为《东亚和平之道》，江文也和白光都蒙受"汉奸"罪状。白光努力有成，被封为"一代妖姬"，她曾对数位好友说："我这辈子最心仪、最崇拜的男人，就是18岁的初恋情人江文也──他是台湾人。"晚年定居吉隆坡的白光，首次来台，是想看看初恋情人的家乡，第二次来台，除了演唱，最想拜访文也的哥哥，却被拒绝。
与白光分手后，文也来回北京与东京，发表乐曲《中国民歌集》、《北京万华集──钢琴》、《北京点点──管弦乐》等作品，并将出版品寄回厦门、台湾。同时《断章小品》、《五首素描》还在威尼斯国际现代音乐节获奖。
追寻东方音乐的足迹，第一年秋天就到国子监孔庙参加祭孔典礼，并且研究古代音乐文献，第二年春天又去祭孔，冬天完成《无喜无悲法悦境》的《孔庙大成乐章》，并回到东京，在日比谷公会堂，指挥交响乐团演出自己的作品。
这之前，大哥文钟已经在台北厦门两边处理家族事业。战后，两岸中断，他与儿子江明德（后读师大美术系）滞留台湾，妻女都在厦门。228事件之后，从任教的淡水纯德女中卸任，移居嘉义，改名江韵锵，以推拿针炙中医为业。
两岸阻隔40年间，韵锵透过朋友帮忙，从日本转信到北京，让弟弟文也知道家族近况与台湾情势。
江文也在中国任教，虽然北京话不够流利，但因学识丰富，热情英俊，没有教授的架子，又比日本老师贴心，很受学生爱戴，战后到台湾的邓昌国、史惟亮、计大伟都是其高足，也都非常推崇"爱穿中国服饰，有贵族气质的江教授"。
江文也还指导军方监督的广播电台合唱团，认识了北平女子师范学院音乐系主修琵琶、二胡的吴蕊真（1920年出生），对她的中国古典美相当倾心，为她改写《蜻蜓点水》与《春江花月夜》。当保定家人知道女儿跟台湾人教授谈恋爱后，立刻让姊姊带她回家，要求分手，但文也拜托一位作曲高徒王克智带著两封信，一给蕊真之父，一封诉说真情，作诗："为你，消瘦了容颜；为你，失兴了世事。是你，把我这庞大的乐器，震得粉碎。"20岁的蕊真难耐相思之苦，就趁着双亲午睡时，偷溜回北平，投入情人的怀抱。从此，北海的白塔、九龙壁，天坛的祈年殿，故宫的雕栏，都留下他们爱的足迹与许多高水准的摄影（笔者询问江师母，是哪个摄影家的杰作，答案就是江文也自己用莱卡相机拍摄的）。1940年10月，文也写了一首《小奏鸣曲》，题写"献给韵真"，蕊真从此改名韵真。娘家眼看无法阻止女儿，便要求与日妻离婚，文也表明因妻子身体不好，不敢过度刺激，离婚须延缓。日后发现文也撒谎，韵真很自责，只能要求文也善待日妻。在战前战后日本非常缺乏物质的时代，韵真只能多少寄些物品到东京，以减少愧疚。
从被轻视的东瀛到正在追求自由平等的北京，读着韵真帮他选的巴金、鲁迅、老舍、郭沫若、徐志摩与胡适，文也努力补修中国文学，开始尝试中文写作，闲来也参加台湾人活动。这期间大哥也曾到北京，看到他就算有访客，仍坚持每天弹琴一小时的用功。
东宝映画于1941年拍摄山西大同云岗石佛艺术记录片，再度邀请文也作曲，他带著韵真同游，虽因经费不足拍摄中断，但他已将石窟雄伟壮丽的美，写成日文诗集《大同石佛颂》不久又完成《支那音乐考──孔子の音乐》。
1941年除夕夜，他和韵真的长子小文出生，刚好完成诗集《北京铭》，就将小文乳名叫阿铭，这三部书都送回东京三省堂及青梧堂出版。
古书店等等北京文化活水，让文也佳思不断，他感受到自己正处于"创造性来潮期"，下笔成章，写成管弦乐曲《为世纪神话的颂歌》、《碧空中鸣响的鸽笛》、《第二交响曲》、《一宇同光》，又完成舞剧《香妃》。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航运不便，文也无法再回东京，三年后，两颗原子弹让日本投降，乃ぶ与四个女儿一夕之间成了"第三国人"，既非战胜国国民，亦非战败国国民，毫无社会地位可言，困顿的生活中，一人独力抚养四个女儿，实属艰辛，更难能可贵的是，用心妥善保管所有丈夫的作品与资料，真是令人敬佩的"伟大江夫人"。
坐国民党的牢
日本投降前，物价飞涨，民不聊生，1945年6月，北京师大日籍系主任，竟然为了安置另一位日本教授，未发聘书给江文也。突然失业了，只好暂时到山区台湾人开的煤矿公司上班养家。8月15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江文也欣喜若狂，好友老志诚劝他躲一阵子，他却反而叫韵真把管弦乐作品《孔庙大成乐章》手抄总谱，寄给李宗仁转呈献给蒋介石政府，没想到，不是新民会会员，却因帮新民会谱曲《会歌》与《旗歌》（缪斌作词），为电影配乐《大东亚民族进行曲》（杨再蚺作词）等，反而被关到战俘拘留所十个月。但是天性乐观的文也在牢里并不以为苦，反而利用大量时间研究中医推拿，特别是家中一本中国已失传，日译的《针炙学》，读到都背起来了。他把牢友当成实验对象，帮人推拿治疗，博得好评。狱外韵真则到台湾同乡会上班，以免无米之炊。
天主教《圣咏》
出狱后，经狱友介绍认识雷永明神父，邀请他为北平方济堂"圣经学会"谱写中国风格的《圣咏》，非天主教徒亦非基督教徒的他开始做弥撒，完成了上下两大册《圣咏》。接着就头痛了，战后百废待举，根本不可能出版，文也想出一计，请印章店刻音符图章，和韵真两人一个一个盖上音符，再由韵真用娟秀的工笔字，将歌词填写上去，送到印刷厂。
透过教会宣教，这些《圣咏》传到南京、上海，厦门、香港，也传到海南岛、台湾，更传至比利时（江明德曾在皇家图书馆远东部，看到江文也作品目录及圣咏）。在两岸不相往来的年代，江文也的天主教《圣咏》是唯一在故乡被神父、修女传唱40年的声音。其它大概只有1947年台湾省政府交响乐团由蔡继琨指挥演出《台湾舞曲》而已，之后进入戒严白色恐怖年代，陷匪的人等同匪谍，江文也三个字消失了，第二次演出此曲已是相隔43年后，张己任指挥台北市立交响乐团。
无法回北京师大工作，江文也每天骑脚踏车到北平郊区的回民中学教书，直到1947冬天，才被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徐悲鸿及赵梅伯系主任聘请任教，他和校长是英雄惜英雄的知音，还以推拿治愈徐悲鸿的不适，获赠《奔马图》。这一年，恩人杨肇嘉到北京时，就在江家听了一整天文也在日本灌制的唱片。
任教中央音乐学院
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朋友们要他避难，有相邀回台湾的，也有拟聘任到香港的，文也却决定留在北京，他天真地认为政治风暴就像台风，一下子就会过去。
当年冬天，文也与艺专同事齐赴天津，参与中央音乐学院建院工作，每周往返京津两地，在火车上完成许多作品；《乡土节令诗》、《厦门渔夫舞曲》以及依据郭沫若长诗谱曲的《更生曲》。隔年，由谢雪红的朋友杨克培介绍，加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会"。
中央音乐学院是中国总理周恩来力邀马思聪创办的（1958年迁校北京），当红的国家首席音乐家，经常出国进行文化外交的马思聪，非常敬重江文也，让他在教学和创作两方面都有稳定的发展，再加上广东海丰人马思聪，因为母语是闽南话，两人相知相惜。
创作纪念屈原的《汨罗沉流》之外，音乐家江文也开始想念家乡，焦点从中国游移到台湾，将谢雪红的歌词融入《第三交响曲》，又以郑成功的故事写作《第四交响曲》，这些作品融入豪放粗犷的北管乐，以及婉约细腻的南管乐，展现闽南风情。
反右与文革
么女小艾在1957年初出生，秋天爆发了"反右派运动"，政治冷感的音乐家，竟然被划为右派分子，撤销教授职务，留用查看，先被调到函授部编写教材，后来派去图书馆整理书籍。这几年，小艾要到院子玩，都要先向同伴说："我出身不好，你们可以跟我玩吗？"令谁听了不心酸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历时十年，"文化大革命"于1966年6月爆发，因为认识谢雪红，一开始就被列为主要的斗争对象。先是被罚，每天背著箩筐打扫十几个厕所，让学生们印象深刻："这老头子把厕所扫得真干淨。"后来又和院长马思聪等人，被红卫兵抄家，唱片、图书、乐谱、手稿都被抄走，还被剃光头，跪在地上请罪。马思聪投奔自由了，江文也却动弹不得。
韵真也一样，被乱刀剪发，跪在家门口交代夫婿的罪状后，吞金自杀，所幸被文也灌下"三两香油"救活，文也要她珍惜二十多年的和谐感情，勇敢地为子女活下去。之后韵真被赶出北京，投靠湖南的次子江小也。60岁高龄的江文也则和全院师生，下放到保定劳改，因过劳而吐血，身体虚弱不堪，命运如此悲惨，他还说："这是风神的恶作剧。"
心系蓬莱
在"反右"的悲惨逆境中，音乐家更想念家乡，拋开痛苦，埋首整理自己三十年来收集的一百多首台湾民歌，以"茅乙支"的笔名编曲，也改写《台湾山地同胞歌》，自认是"尽了对台湾同胞的一份义务"。他懂得苦中作乐，仍带著家人出外爬山、划船，也从不抱怨，只幽幽然说："待知己于百年后。"文革末期，63高龄，终于回到北京，继续图书馆的资料整理工作。
1976年，"四人帮"垮台，文化大革命结束，江文也获得平反，预感自己来日不多，立刻重拾创作之笔，开始构思管弦乐《阿里山的歌声》，终因劳累过度爆发脑血栓，再加上护士拿错药，导致长期瘫痪。
江文也三个字已经消失四十几年的台湾，于1981年突然出现了谢里法、张己任、韩国金黄三位教授的研究文章，平地一声雷，带来"江文也的震撼"。海峡两岸，认识关切江文也的人开始撰文，也开始演奏他的音乐。1984年，旅居美国的文化医师林衡哲出版了第一本专书；1987年，台湾政府宣布解严，开放党禁、报禁及教科书，上扬唱片陆续出版了他的CD。
在北京，当文也从人民广播电台听到自己的作品，卧床无法言语的他，只有静静淌下热泪。极少听到父亲作品的五个孩子们，捧著人民出版社刚出炉的乐谱，已无法与父亲共享。
1983年10月24日，江文也终于如其手书便笺："继续奋斗，用尽最后一卡热量，然后倒下去，把自己交给大地就是了。"留下未完成的《阿里山的歌声》，这部管弦乐曲分为五个乐章：《出草》、《山歌》、《丰收》、《月夜》、《酒宴》，其中《山歌》是幼年听母亲唱的，旷野风味的旋律深植心中70年，春蚕到死丝方尽的情感纠葛，与作品第一号的《台湾舞曲》，显现他的民族情感认同，创作始末都是心系台湾，竟还有人忍心说他不是台湾人！另外，他用交响曲来写作一生，《第一交响曲──日本》、《第二交响曲──北京》、《第五交响曲──台湾》，波涛汹涌、壮阔瑰丽，以现在流行的"无国籍料理"来比喻他是"无国籍音乐家"，似乎也是一个注脚。
九年后，1992年6月，台北县文化中心主任刘峰松成功策画「江文也纪念周」，出版乐谱、文集与CD，掀起第二波研究热潮，除了两岸学者研讨会之外，并邀请两位夫人来台，炎炎夏日的某天，下机后，乃ぶ女士与韵真女士各自直奔仁爱路福华饭店，首次见面的历史性一刻，将江文也首度列入教科书的纪念周筹备委员，也是建议邀请两位夫人来台的笔者，突然想起："今天6月11日，是江文也的生日。"在场众人都惊讶不已，虽然主办单位并未特意选日，却让两位伟大的江夫人，在首次旅台的飞机上，特别感谢主办单位的用心，因为她们都记得这一天（虽然不是农历5月5日），是丈夫在美丽的福尔摩沙诞生的日子。
